插花艺术是劳动人民长期与自然亲近所形成的。人们先出于爱美，折取野花装点鬓发，装饰居穴，所谓“菊花须插满头归”，“插了梅花便过年”，便是这一情景的写照。这是插花艺术的雏形。后来才渐渐发展到以鲜花和果品供神。南北朝时期《南史》中记有：“晋安王子懋，字云昌，（齐）武帝第七子也，……年七岁时，母阮淑媛尝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莲花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这就是早期的佛教供花形式。就这样，插花在佛教仪式中沿习，在民间中逐渐发展。唐代是中国繁荣稳定的一个历史阶段，自然，插花也欣逢盛世，得以流行，不再局限于民间的采取闲花野草随便装点，也不局限于佛前的供花，插花已进入宫廷，成为宫廷喜庆不可缺少的装饰物。唐章怀太子墓出土壁画就有瓶花、石山的图象，从中可以窥见插花在唐代宫廷以成一种风气。当时文化兴盛，绘画、诗词文学已发展到一个为后世所瞩目的阶段。文人雅士喜爱作画、吟诗、赏花。文人插花便是在这时开始的。到了宋代，插花更为流行，上至宫廷，下至平民百姓都时兴插花，如杨万里有“青瓷瓶插紫薇花”的诗句。这时民间已有插花盛会习俗，有了制作插花用的花瓶的专业，也有了插花养护方面的理论，如《分门琐碎录》中说牡丹、芍等先烧枝断处后插瓶，若花现萎便再剪后浸于深水中，则色鲜如初。当时由于写意山水画，工笔花鸟画的影响作用。插花从构图到技法上都有了中国的绘画艺术理论作为借鉴，特别是文人插花，已从写实的技法发展到写意的技法。中国的插花艺术直到现在也是以唐宋以来的插花风格为基础的。　　中国插花艺术的起源及发展（下）　　明代至清代，插花艺术更是得到了普及和发展，已从一般的娱乐性质走向学术性质，渐渐地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出现了不少造诣颇深的人物，这些人物不仅工于插花艺术，不少是文学、绘画、书法等艺术界的佼佼者，故其理论也是与诸艺术是互相渗透的，如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袁宏道的《瓶史》、张德谦的《瓶花谱》、文震亨的《长物志》、清代陈淏子的《花镜》、沈复的《浮生六记》等。其中袁宏道的《瓶史》最为后世所推崇，它代表了中国的文人插花，是现存最早的插花论著，它从选择花材、插花器皿、插法、花的养护，以及到如何评赏等都作了论述，此书在日本的一些插花刊物里也时有被引用。此外，《遵生八笺》、《浮生六记》等，对插花的造型也是论述得十分生动和详尽的。这些插花理论的问世，为中国的插花艺术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国的插花艺术沿习到近代，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近年来，很多大城市纷纷成立了研究插花艺术的团体，掀起了插花艺术的交流热潮，有的派员到国外去吸收外国插花艺术的精髓。城市里的花店星罗棋布，流动的摊档更是数不胜数。广州每年的迎春花市更是人如潮涌，摩肩接踵，真是“花潮人潮十里长，嫣红姹紫竞登场”，可见人们喜爱插花的程度。中国现代的插花艺术不但继承了传统的风格，而且吸收了国外不少新的手法，使传统的插花艺术更具现代风采。东方插花简史　　东方插花起源于中国.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终究记载了青年男女相爱试采摘花枝互赠对方,表达爱意,这可能是最早的切花应用了.到了东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我国,插花便成为佛事活动中的供养物之一.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插花都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魏晋南北朝时,文化艺术思想突破了汉代的束缚,表现出超脱食宿,陶冶于自然美的境地.出现了手持秉花,佩带襟花,发髻插花等多种日常装饰形式,插花也开始追求造型上的艺术美.隋唐,插花从佛前供花发展到宫廷和民间,并在这个时期随着文化,宗教等的交流开始传入日本.五代时,插花艺术得到了迅速发展,花材更为广泛,花器更加考究,技术和风格都有所突破.宋代时插花得到了极为广泛的普及,擦花艺术也从花材选择,色彩,构图造型,内涵意境,理论与技艺等方面均达到了较高水准.元代时由于受到当时文人画和花鸟画的影响,插花逐渐摆脱了理学思想的影响,多以表达个人心中的冥想,所以出现了"心象花"和"自由花",表现出自由浪漫,无拘无束,轻巧秀丽和潇洒飘逸的风格.自明至清代中期时插花日趋成熟和完善的鼎盛阶段.到了清代后期,插花受到盆景的冲击,加上战乱频繁,民生困苦,传统插花日渐衰微.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插花艺术得以复苏,并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　　作为东方插花主流之一的日本插花,对世界近现代插花起过重要作用.日本插花起源于中国,最初是由唐代佛前供花随佛教一起传入日本的.后吸收了中国佛前供花的精髓,结合日本的习俗,制定了祭祀插花时花材配置的种种规矩,这便是池坊流最早的花型--立花的基础.九世纪后,中国瓷器大量输入日本,日本武士,将军争相购买,为炫耀自己的财富,他们有时在瓶内插上鲜花供人观赏,插花遂由佛教供花转变成装饰花瓶的观赏花.十五--十六世纪以后,日本太平盛世,插花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十七世纪末,我国明代袁宏道的插花专著<<瓶史>>传入日本后,在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创立了独特的插花艺术流派--宏道流.十七--十八世纪以后,又相继出现"生花"和"自由花"等样式,插花在民间成为一种必备的教养,造型不在拘泥于形式,而是更趋向于自由构思.十九十几出现了"盛花"形式.明治维新后,插花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产生诸多的流派.东方风格的插花，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中国和日本都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若翻开历史，日本的插花还源于中国。一般而论，中国是东方插花的主要发源地。中国插花历史悠久，早在一千五百年前的六朝时期，在南史中就有这样一段描述：“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也许“借花献佛”之名因此而来。　　作为插花一种形式——手花，是一种常用的贺礼。南北朝的陆凯，曾自江南遥寄长安范晔一枝梅花,并提诗曰：“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寄一枝春。”古人当时已将花枝作为朋友间的馈赠礼品。　　唐宋以后，插花渐盛。唐人罗虬在《花九锡》中，较详细地记述了当时插花的容器、剪刀、浸水、和花台等。唐朝李后主（李煜）每到春天，便将宫中的梁栋窗壁、柱拱阶砌，都密布插花作品，称其为“锦洞天”，让人观赏。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到洛阳做西京留守推官时，欣赏了各家独具风韵的洛阳牡丹插花后，在《洛阳牡丹记》中写道：“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北宋文学家苏轼在《惜花》诗中写到：“沙河塘上插花回，醉倒不觉关儿咳。”苏轼还在《吉祥寺赏牡丹》诗中，描写了一老人簪花装饰的情形：“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　　到了明请时期，插花技艺流传更广，可称为鼎盛时期。文人墨客多以此作为描写对象，反映在诗画、小说里，专著也随之出现。著名的文学家袁宏道尤为突出。他在一首《戏题黄道元瓶花斋》诗中云，“朝看一瓶花，暮看一瓶花，花枝虽浅淡，幸可托贫家。一枝两枝正，三支四支斜；宜直不宜曲．斗清不斗奢。傍拂杨技水，入碗酪奴茶。以此颜君斋．一倍添妍华。”仅用了寥寥数笔，就把插花描绘得淋漓尽致。他还在工作之余．栽培花草树木以得其乐。　　袁宏道在《瓶史》中用非常简练的语言，阐明了中国传统插花的真谛，书中道：“插花不可太繁．亦不可太瘦．多不过二种三种，高低疏密，如画苑布置方妙。置瓶忌两对一律．忌成行成列．忌以绳束缚。夫花之所谓整齐者，正以参差不伦，意态天然，如子瞻之文随意断续，青莲之诗不拘对偶，此真整齐也。若夫枝叶相当．红白相配．此省曹墀下树，墓门华表也．恶得为整齐哉?”《瓶史》一书写于明万历二十七年己亥春，距今近四百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详尽论述插花艺术的专著．对推动世界插花艺术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与《瓶史》同时代出现的《瓶花谱》．是由张谦德著的插花专著，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清朝关于插花的记载更多，如邝璠著的《便民国纂》中的“养花法”，徐渭的《十四夜》诗，陈淏子著的《花镜》中的“养花插瓶法”和“香垆花瓶”．沈复著的《浮生六记》中的“闲情记趣”．以及汪灏著的《广群劳谱》和我国的文学巨著《红楼梦》中对插花的描述等。　　中国插花源远流长，不同的社会环境，形成了不同的插花形式，总的可分成佛教插花、宫廷插花、文人插花和民间插花四种。这些插花对东方各国影响很大，尤其是曰本，至今仍可寻见其踪迹。　艺术风格是一种艺术表现，它既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性情的再现，也是艺术家个人气质的表现。而这种表现又必然受本本民族及本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与各自时代精神相呼应。所以任何一门艺术的风格和特点都应当很好地体现本民族、本地域的民族性、时代性和地方乡土气息。崇尚自然、师法自然而高于自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艺术尤其是造型创作的共同指导思想，重形尚意，追求以形传神、形神兼备、情景交融而深邃的意境美则是其创作的最高目标。作为中华优秀古老文化一部分的传统插花艺术，它在许多方面都很好地把握并体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这些精髓，并不断发扬光大。例如在选用花材上，中国传统插花对待每一片叶、每一花枝都是顺其自然之势，或直或曲、或仰或俯,巧妙组合，使之各得其所，彼此和谐共处斗起i宛如生长在自然之中，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毫无刻意造作之气。即使修剪，也不显露人工痕迹，都是很好地将各种花材的自然美构成了人工装饰美，是大自然的浓缩与升华,这正是中国传统艺术“形肖自然”理论的典型体现。又如中国传统插花的构图中无论采用对称式造型酮巨对称式造型；都遵循既有形式又不拘于形式，既规范而又不规范化的法则，对于花材的剪截组合以及与容器的比例关系虽定为7：5：3近似黄金分割率的尺度十但对每个花枝的位置伸展方向与角度绝无固定程式和严格要求；是以顺乎花枝自然之势富有自然之趣以及合乎自然之理为原则，而在保存花材原有自然形态之下，灵活插制，随意造型，达到“虽由人作，宛白天开”的境界。表现了构图上的自由活泼，形式上的丰富多样的变化性。中国传统插花虽然崇尚自然，追求花枝自然情趣，但是绝不是自然主义的单纯模仿、抄袭自然或只注重花材在形、色上的自然属性美的展现，而是通过对花材形态特征、生态习性的观察与感受，萃取精华，倾注情感，并采用比兴手法，运用花材的寓意和象征性或谐音、谐意等，借以表达作品的主题内涵与神韵意趣，以有限的形象表达无穷的景外之景、弦外之音，充分表现了构思上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与深邃的意境之美，这种运用诗的意境、画的构图的创作手法，大大增强了作品含蓄而又回味无穷的艺术魅力与雅俗共赏的多样性，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与特点。中国传统插花深受儒家、道教、佛教思想及封建伦理道德的影响，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宇宙观和审美情趣，认为万物有灵性，主张“天人合一”，视自然界的花草树木更是有灵性、有情感之物，所以中国人历代都有寄情花木之凤，赋予各种花木许多象征性和寓意，被人格化和神化，借以明志，寄托情思，舒展情趣。在插花中也自然视各种花材不单纯是造型的素材与表现形式美的主要物质基础，而是构思传情的语言和工具，是创造和表现意境美的重要要素。因此自古以来，插花以凡材必有意，意必吉祥为创作的中心与主题，以追求枝情花韵之美，突出花品花格的表现为最高艺术境界。比如荷花，“出淤泥而不染”，被视为清净高洁，称为净友，常用于佛前供花牡丹，花大色艳，雍容华贵，国色天香，称为“花中之王”，是富有和显贵的象征，是唐代宫廷插花的主要花枕梅花，“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有清高淡雅，傲雪凌霜的性格；桂花，是官运亨通、文思长进和中秋团圆的象征；竹，是虚心和忠诚的象征；松，是威严与长寿的象征等等。另外，一些品高韵胜的花材组合一起，或根据它们的习性、或按照它们的名称的谐音，赋予一定的寓意。如玉兰、海棠、牡丹组合一起，名为“玉堂富贵”；松、竹、梅，名为“岁寒三友”；梅、兰、竹、菊，称为“四君子’等。民间还有春天折梅赠远，秋天采莲怀人的传统习俗，这些内涵丰富、寓意深刻的花材使传统插花作品在花材自然美的基础上又被赋予更多精神上的意义，从而更增添了作品的美感，使作品更充满了诗情画意的魅力。以花枝为线条进行造型，尤其善用木本花枝线条进行造型也是中国传统插花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木本花枝最富画意，或柔或刚，或粗或细，或秀雅或苍古等等。其寿命也较长又易加工整形，可以自由构图，表现出各种优美生动的轮廓、体量、质感与动态，展现出一叶一世界，一花一乾坤的艺术天地。注重画面的完整统一并与环境和谐；讲求诗、书、画、印与花的协调结合是中国传统插花又一重要的特点与风格。如花材之间的有机结合，容器与造型的浑然一体，几座与配件的运用，题跋的搭配以及多层次的欣赏方式(酒赏、香赏、茗赏)等等都充分体现了传统插花不仅是与书、画密切关联的多学科的艺术，而且也是融生活于一体，充满生活气息的艺术。（中国花卉园艺）

西汉前期的壁画墓经考古发掘的有两座,即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和河南商丘柿园...景云元年(公元710年)...

在大连地区发现的汉代墓多用砖垒筑，特别是东汉时期，兴起用花纹砖筑墓，在墓室内壁用绚丽多彩花纹砖进行装饰。筑墓砖的花纹有圆球、连环纹、叶脉纹、菱纹等花纹砖砌成，有的上面还涂有红、黄、白彩，给墓室装饰得富丽堂皇。营城子发掘的汉代墓葬，大量的墓葬形制中就有花纹砖砌筑的。
　　出土的花纹砖在大连地区分布得相当广泛，除庄河市和长海县以外，其他地区均有发现。如旅顺口区铁山街道尹家村、刁家村，北海镇李家沟、三涧堡镇土城子，甘井子区营城子镇营城子村、沙岗子村、前牧城驿村，金州区登沙河镇老亮台和瓦房店市李官镇李官村、长兴岛镇蚊子嘴西岗等的东汉古墓中，都发现了许多灰色花纹砖。这些花纹砖都是用来装饰墓内的花纹。在东汉初期建筑的砖墓，砖都是在一面印有绳纹。到东汉末期许多砖墓都是用花纹砖，使墓内装饰变得十分讲究。花纹砖的使用，反应了东汉时期大连地区人口分布已经相当广泛，经济比较发达，文化也高度发展。

　　筑墓使用花纹砖的多少与墓室的多少和大小，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多少有关。花纹砖种类很多，规格也不一样。由于用途不一样，分别筑门、门上券和墓壁，所以砖有方砖、长方砖、长方楔形砖、子母口砖等。砖上花纹组合也有一定艺术性，根据筑墓需要有的在正面，有的在砖头一端，也有在砖的侧面，但花纹都是朝向墓内，构成墓内墙壁装饰花纹图案，使墓室华丽美观。按花纹砖图案的不同，分为六种类型。

　　1.圆圈纹砖，有单圆圈、双圆圈、三圆圈、四圆圈与十字、三角、菱形、点纹、网格、人字纹等组合的花纹图案。

　　2.钱纹和文字砖。有钱纹与网格纹、菱形纹、同心圆、斜对角线等组合纹。钱文有五铢、大泉五十和无文等。文字砖在瓦房店市李官镇李官村灰砖上刻有“戊”、“寅”、“卯”、“北”等干支文字。旅顺口区铁山街道刁家村五室花纹砖墓中的一块墓志砖上刻有“吾从四月三日来，七日世辰有疾，至十日，伯辰入换，一月来二日启完为事七日，世辰归”等，记载死者情况。

　　3.方菱线几何纹砖，有单、双排或多菱形纹与三角、矩尺、半圆、斜格、田字格等组合纹。叶脉纹（亦称羽状纹）、斜线三角纹、斜十字纹、网格纹等。

　　4.动物纹砖有双鱼、三鱼、羊、龟、鸟、螃蟹、鹿、龙等，有的是几种动物图象在一起组合。

　　5.人物纹砖，多为人头像，在金州区华家屯镇老亮台出土的人物是圆头上有五条放射线双眼，两只胳膊向两边下垂，双腿直立；普兰店市汉墓中出土的是椭圆形头像，头上带三山冠，耳鼻眼嘴齐全，嘴上衔环，下面有一只羊头，羊头下面有双鱼纹。

　　6.狩猎纹砖，在金州区华家屯镇老亮台汉墓中出一块砖，正面印有中间有一手持弓箭人，猎人前面有一只卧地鹿，猎人后面立一只鹿。

　　上述花纹砖内容，都寄寓一种含意，圆圈纹，寓意“富贵”、叶脉等纹含有“长青”、“千秋”之意，鱼表示有余，富裕，龟表示“延年益寿”，鹿表示“禄食有余”，羊表示“吉祥”。还有狩猎场面，也反映了一种消遣游玩享乐之意。

　　大连汉代花纹砖受中原画像砖和空心砖花纹图案影响，多是寓意花纹，除个别狩猎纹砖外，很少反映生产活动以写实为特点的内容。
　　汉代是相对稳定繁荣的封建大帝国，为强化封建统治，统治者借助经济基础和宗法意识形态，掀起厚葬之风，使汉代的葬制、葬礼、墓园、墓室及随葬品都超出历朝历代。辽南汉墓深受内陆影响，但因地方性的诸多因素，又出现极为突出的特点。

　　辽南汉代墓葬有两个极为突出的特点，一个是用贝壳作墓室材料而形成的贝墓，仅在辽南集中出现(接近辽南的山东长山岛少量存在)。二是反映氏族宗法制度的“族坟墓’，亦为内陆所少见。

　　贝墓存在于辽南的沿海地区，已发掘的有100余座。贝墓是以海蛎、海螺、蛤蜊、鲍鱼壳、海帽等为主要材料建成的墓室。做法是先掘好土圹，在墓底铺一层贝壳，四周竖立木板为椁，入墓后盖上木板，空隙处塞实贝类，然后封土。据文献记载，最早的贝墓出现于春秋时期，《左传》记载：“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这里说的“蜃”，便是贝类，《辞海》解读是大蛤。郑玄解释：“蚌蛤之蜃，犹塞也，将井椁塞下以蜃，御湿也。”所以用贝壳筑墓，是因为贝壳坚硬不朽，又防御潮湿，保护尸体不易腐坏（《周礼·地官》）。

　　辽南贝墓最早由人于1931年发掘数座。成立至今，辽宁考古工作者于1954年发掘大连市营城子41座；1957年发掘旅顺口李家沟26座；1975年至1978年发掘普兰店市花儿山乡30余座。此外，还在瓦房店市、金州区、旅顺口区，大连湾等沿海地区分别发掘数十座。

　　辽南贝墓绝大多数出现在西汉时期，东汉初期仅有少部分。其墓葬形制与内陆一致。西汉前期多为单室墓，中期多为分室合葬墓，后期多为同室合葬墓，后期至东汉初期为贝石墓(即以贝壳与卵石或石椁合筑)和贝砖墓(以贝壳与长方形素砖合筑)为主。

　　辽南的贝墓之多、之集中，为我国各地区的墓葬所仅见。其原因是辽南地区近海，人们养成喜爱贝类的食俗，因长期经验，发现贝壳坚硬而又隔绝潮湿，所以取来作为墓葬的材料。再是辽南沿海的贝类丰富，30多年前，海水落潮时潮出的贝类蛤蜊遍布、锥螺成堆，汉代自当更为丰富。从发掘的贝墓分析，许多贝类，尤其是锥螺内脏完好，说明是在筑墓时现从海水中取来的。

　　但是，随着砖石结构的墓葬产生与发展，贝墓逐渐消失。因为贝壳筑墓毕竟没有砖石使用方便，砖石可以砌出宽大整齐的墓室，贝壳零散，作为墓葬材料，要借助木板。当人们的生活居室的主要建筑材料以砖和石为主后，墓室自然也就要改用砖石。所以，西汉后期以前为贝墓，后期至东汉初期为贝石，贝砖配合使用，到东汉中期已不再有贝墓。

　　贝墓起源并集中在辽南，山东长海县受辽南的影响也出现少量贝墓，而内陆地区不见贝墓， 内陆省的沿海也少有发现。

　　第二个特点是“族坟墓”异常突出，是先秦“同族相葬”制度的延续。

　　宗族是以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形态，是上古氏族公社的基本社会结构。进入阶级社会后，奴隶主进一步强化宗族、宗法，以此统治人民。与当时的土地国有制相适应，与严密的宗法制度相配合，死者也按宗法制度“同族相葬”，这就是历史典籍中说的“族坟墓”。这种墓葬制度，在西周和战国时期极为盛行。

　　然而，战国末年各国变法导致土地私有制逐渐合法化。西汉时土地自由买卖，使墓地也逐步成为一家一户所有的私有财产，“族坟墓”制度遂被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家族墓地，不同的家族根据其地位选择墓地，强宗豪族的墓地连绵多代，但一般家族世代族人增多，各房各支，各家都可以自择墓地，这就造成了”族坟墓”的瓦解。

　　然而西汉王朝建立后，为强化集团统治，仍以种种方法使奴隶社会的宗族关系继续存在下去。其中一法是让每个宗族成员固定在一个地缘土地上，世代聚族而居，同时以丧葬形式强化这种血缘与地缘关系。使每个成员都视祖茔神圣不可动摇，生是亲属，死必同茔，即使远离故乡而生活，死后也要“叶落归根”，葬入祖茔。东汉的郑玄为之诠解说：“族，犹类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一宗一祖“生相亲爱，死相哀痛”。由于汉代统治者的提倡、宣传，使同地而居，同族而葬的观念代代相传，影响深远。

　　这种影响在辽南地区格外突出，每每发掘汉代墓葬，皆是排列整齐有序，密集相接的墓群，分散或孤立的汉墓甚少。1953年春，在鞍山市沙河东的窑场建设工程中，一次清理400多座密集相连的汉墓。同年，在海城大屯清理一个80余座墓葬的汉墓群。1954年，在辽阳太子河筑堤清理200多座墓室的汉墓群，1955年又在辽阳三道壕清理数群东汉墓，其中一个童棺墓地，一次掘出368个排列十分密集的儿童瓦棺墓。大连地区的汉墓更是成群发掘出现，例如：1954年在营城子一次清理40多座西汉贝墓、十几座砖室墓，共计52座汉墓同属一族。旅顺铁山地区、江西区、北海区、大连湾、金州董家沟、普兰店花儿山乡及庄河、瓦房店等地区皆发掘几十座密集相接的汉墓群。

　　例如大连市营城子汉墓，一个墓地数百座汉墓，有贝墓、贝石墓、贝砖墓、砖室墓、石板墓。这个墓群跨越年代达四五百年之久，属于同类型墓葬集中在一起，越是外围时代越晚。由此可知，这些墓主都是按宗族内各直系宗亲的血缘关系及世系辈份，依次埋入墓地的。这就是贾谊所说的：“六亲有次，不可相逾，相逾则宗族扰乱，不能相亲。”(贾谊：《新书》)。

　　1953 年发掘的鞍山沙河东的一个汉墓群400多座。而据调查估计这个墓地原有汉墓在千座以上(孙守道：《论辽南汉魏晋墓葬制之发展演变》、《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1期)。根据发掘的400多座墓葬，其排列方位、形制、随葬特点、墓葬材料、墓室结构，都说明这个墓群是一个宗族墓地，而因入墓时代不同，排列有序，并体现了绵延相接的特点。

　　辽南地区的汉墓群正是先秦“族坟墓”的延续，说明宗法关系在墓葬制度中体现强烈。这一情况在内陆地区虽有反映，但没有辽南地区反映集中。从汉代的这种突出的墓葬制度，又反映了汉代时期，辽南地区的社会宗法制度、宗法关系、宗法观念较内陆强烈、稳固。从而为我们研究辽南的历史文化、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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